世事可以如此荒謬

二次受害者
區家麟｜絢麗荒涼　　　　（《絢麗荒涼》逢星期五刊於《信報》）


黃浦江畔，這夜煙花燦爛，群眾亢奮狂喜；世博告終，亞運接力，盛事一浪接一浪；《清明上河圖》動起來，當年汴河笙歌，夜夜觥籌交錯，於今盛世，只是小菜一碟矣。

當今之世，有識之士震懾於華麗奪目的開幕式，臣服於金錢與權力的硬道理，拜倒於高鐵與巨廈的鋼筋水泥；我們小小的記者在社會最底層，看到的是絢麗背後的荒涼、強權內心的虛怯。

天災難避，人禍難免，本是世態常情，每個國家都有；獨在中國，天災人禍，只是受害者苦難的開始。第一次受害，來自毒奶粉、拐童集團、豆腐渣學校、強力拆遷；苦主失去至親、失去家園之後，第二次受害，來自本應服務人民的大官小吏。

有些採訪經歷，時刻不敢或忘，在四川深山的小鎮裏、在北京首都的大街一角，遇過很多「蟻民」，他們有冤無路訴，抓着我們這些香港記者，哀求我們幫他一把。他們投訴司法不公、村官橫蠻、公安濫權、企業剝削，為自己爭取權利時，換來是二次受害，往往被監控、軟禁、恐嚇。


記者如做賊一樣

還記得有一次在四川採訪水庫工程的拆遷糾紛，官員突然出現要抓記者。我們手執三腳架、攝錄機與居民的申訴文件，穿越村民的廚房與後門，抄後巷竄逃，白日狂奔。最後數十米衝刺，居民殿後阻擋官員追捕，我們急忙跳上車全速逃走，一如拍驚慄警匪片。我喘着氣，心裏在問：我們在做什麼？為什麼有如此荒誕的事？

另一採訪片段，記者往陝西某村，採訪黑磚窰事件中被擄的童工。受害者老早提示，地方官員警告不能搞事，為免驚動線眼，採訪車在深夜偷偷摸摸入村，受害者在家中也只敢輕聲說話，訪問做完，記者速逃。他們是受害者，採訪理應堂堂正正，大家卻如做賊一樣不見得光。

採訪汶川地震痛失子女的家長，記者同樣要東躲西逃，擺脫地方官的追蹤。可憐那些要查根究柢、追問學校豆腐渣工程的家長，他們失去至愛的子女，還要活在監控之中，二次受害；其他民眾赴京上訪鳴冤，更可能被投進私設的黑監獄，失自由，遭毒打。

這些二次受害者只是無助的弱勢群體，現有申訴制度不公正，他們要發聲，集體爭取，為何要禁絕？他們最多只能打擾一群既得利益者的安逸生活，不可能動搖國家的什麼根本。


家醜不許外揚

「結石寶寶之家」召集人趙連海，站出來為三聚氰胺毒奶粉案的受害家庭，爭取國家曾承諾的醫療與賠償，結果被控「尋釁滋事」，判囚兩年半，把盛世的荒誕推向極致。

趙連海是一個很溫和的人，毒奶粉事件揭發之初，趙連海對政府充滿信心，甚至認同國家是自己的家長。早期的訪問中，他曾說過這樣的話：「不管這個家長多大的過錯，咱們還是有感情在裏頭……」「政府實際上就是我們的家長，我們是他的孩子，他不用怕我們什麼，從我的角度來講，我們也不用去懼怕我們的家長什麼，家長和孩子，有事情應該好好地溝通。」

是誰把一個如此溫和的人逼得在法庭上憤然呼冤，在獄中絕食？


世事可以如此荒謬

悲劇的一群，二次受害之例，罄竹難書。東莞年前有大量拐童案，家長報警，公安初不受理，繼而轉個頭來，監控家長一舉一動，阻止他們同記者聯絡，家醜不許外揚，被擄走的孩子卻能找回多少？

還有在北京的劉霞女士，她丈夫劉曉波因為得到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，結果連自己都失去自由，不能與外界聯絡，被封嘴封電話線。監控部門以傾城之力，人 肉審查互聯網，貼身追蹤受害人，大權在手，對孩子被拐視而不見，反而加害弱者，公然踐踏自己所訂的法律，然後聲色俱厲地說這叫司法獨立。

不少香港記者鍥而不捨，排除萬難，報道這些二次受害者的困境。新聞作品獲獎無數，我們得到了名聲與讚譽，然而二次受害者們，處境沒有絲毫寸進，甚至更加艱辛。每當夜闌人靜，撫心自問，雖然盡了本分，仍難免愧疚，揮不去深沉的無力感。

尊貴的全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們，你們曾樂觀地期望，國家將邁向法治與公義，明天會更好。大是大非當前，你們總算願意聯署為趙連海求情，身為人民代表，請不要愧對人民，請你們繼續堅持，讓我們知道「明天會更好」不是謊言。

還有特首曾蔭權先生，面對議員提問劉曉波與劉霞的事，拋下四字「不予置評」；記者問他如何看趙連海案，答曰「無意見」。你的兩難處境，大家很理解，曾特首，你每天早禱，面對上主、面對自己時，又可會痛心自責？

英國首相卡梅倫往北京大學演講，學生問他，為什麼西方領導人總是要來中國說教，接着問：「你從中國模式裏學習到什麼？」這是值得深思的好問題。向中國學習的事有很多，其一正是認識一下，究竟世事可以荒謬到什麼地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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